纪赟:维持公信力是第四代领导层成功关键

坊间一直关心数年的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层接棒的悬念,终于在最近渐渐水落石出。

其实,对此问题的过度关注,可能会掩盖另一个事实,即从建国总理李光耀之后,新加坡政坛就已逐渐以一个团队,来替代过去个人色彩浓厚的领导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的领导层也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任何一个领导团队成员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制度性的完善也会大大减少任何一个人的进退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在此情况之下,我们更应关注的是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整体,而非某一个人来承担最为吃重的总理角色。换言之,与前三代总理相较,无论是王瑞杰还是陈振声,他们所要面对的后全球化的世界会更为多元,网络时代中民众的挑剔会更为苛刻;但其所具有的权威性人格魅力,则无论如何都很难与前三代相提并论。

这看似是个人的权威性损失,但却是整个国家日益走向制度化建设之后平衡性要求的进步体现,也是人民行动党新世纪领导力常态化的自然归宿。毕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新加坡早已超越强调领导人个人魅力的时代。我们目前所构建的是一个更加乐于协商,更多地让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府。我们必须强调的就是制度建设上的整体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既然谁来担当下任总理,其重要性已然比过往有所削弱,维持政府治理团队整体接棒的顺利性,就显得更为关键。《论语》记载,在子贡问政治治理的关键时,孔子列出了让民众获得温饱、国家安全与取信于民这三大要素,并强调第三点最为重要。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至失信于天下,与商鞅变法前立柱以取信民众,都是非常好的正反面例证。

与对政府有根深蒂固不信任的西方社会不同,在强调秩序、纪律、规则与稳定性的东方社会,政府争取民众的信任远比西方更为重要。因为在思想深处存在隐性社会分层、等级制的东方,整个社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结构之中。这种层级划分加上民众内向性自我诉求的相对压抑,往往会使其不信任处在隐伏的状态。这就导致了管理阶层对于民众反应的滞后应对,很容易出现突发性、由社会不信任所导致的社会崩塌现象。

新加坡过去半世纪所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除了民众的艰辛努力、领导层的正确决策,民众与政府间的长期默契也至关重要。在历次大选中,民众通过选票来决定自己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好恶,而在选举之后进入领导层者,也能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看待手中的执政权力,这是一个双方达成的契约。

政府之所以在过去能获得民众信任,其理由不过如下:首先政府具有卓越的领导力,可以率领民众渡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各种难关。我们面对的世界充满了变数,强有力的政府才有可能使生活在这个弹丸之地的民众安居。

这种领导力的体现,在于他们不会为了博取选票而采取取悦民众的短效政策,而应有超越民众有时必然会出现的短视行为的视野与决心。他们也须能与民众坦诚相待,即使是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也能够通过有效的沟通,而使之获得尽可能大范围的民众理解与支持。

我们还需要政府具有最为严格的道德操守,故而以各种制度来对任何领导成员一视同仁地加以最严厉的约束。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廉洁的声名,而这也正是其获得民众信任的原因所在。

新加坡的成功,即使是在李光耀时代,也非仅为个人之要素。我们有着精英治国的理念,但自新加坡立国之始,就一直强调法制化与制度性完善。这些在整整半个世纪之中所形成的制度体系,才是新加坡过去成功真正的基础。

今后无论谁人担当总理一职,在此既有制度体系之内的善政,能够继续获得新加坡民众的公信力,才是新加坡能够继续成功的关键所在。至于谁来继任总理,则反而相对次要一些。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